实现城乡经济统筹发展，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用工制度，承认其产业工人地位，还其相应的经济权利，赋予其医保社保等社会福利及其他公共服务权利。以我国现有国情来看，有限的土地显然不能消化过剩的农村劳动力，将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早是大势所趋。在近日发布的“中央一号文件”中，“努力促进农民就业创业”被赋予了新的意义，成为统筹城乡经济发展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战略重点。

　　但是，要真正解决农民的就业创业问题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，就不得不对当前的农民工用工制度加以反思。

　　当下的农民工用工制度，是建立在低工资、低福利基础上的。这种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财富增长方式，在我国不少行业都有非常直观的体现。雇主们往往只使用农民工的劳动力，却不赋予他们产业工人应该享有的权利。举个简单例子，在东南沿海的很多加工厂，当订单充足的时候，大量招收低廉的劳动力，加班加点干活，甚至连加班费都没有；一旦经济形势不景气，这些人又只能打起背包返乡。

　　这种将企业利润建立在低工资低福利(甚至无福利)基础上的用工制度，不仅在私企司空见惯，甚至变相蔓延到一些国有企业中。在某种意义上，这些农民工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，撑起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神话。但是，经济理论表明，建立在这种用工制度上的发展本身就蕴藏巨大的风险。

　　首先，它并不符合企业自身长远发展的需要。过度依赖“人口红利”，必然导致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，因而只能实现量的扩张，难有质的突破；另一方面，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语境下，廉价的“中国制造”很容易遭遇贸易壁垒。从中央到地方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提了多年，却一直踟蹰不前，其中关系到亿万产业工人的农民工用工制度无疑是一大障碍。

　　其次，当前的用工制度使得农民工不能充分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，很可能会造成社会断裂。其实，这种类似竭泽而渔的用工制度本身就难于持续发展。据报道，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一些地区，农民工的工资竟然10年未增，直接引起了“用工荒”的出现。此制度导致的不仅是工资低，农民工的社会地位、医保社保、子女教育等都被区别看待。农民工的子女，又变成“新一代农民工”，这种代际相传的身份固化，将堵塞大批人的上升通道，形成新的社会问题。

　　最为重要的是，这种畸形的用工制度实质上剥夺了农民工的经济权利。尽管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主体的地位已经逐步得到了社会承认，但他们实际上没有多少“议价权利”，也没有获得相应的福利待遇、社会保障。低水平的工资无力支付城市生活的成本，也难以获得对城市的归属感，而很多人又不可能再回到农村，这将在城市制造新的“二元结构”。这样“夹生”的城市化，并非我们想要的城市化。

　　农民工低工资低福利，也是造成我国长期内需不振、消费不足的原因之一。

　　因此，要真正解决农民就业问题，实现城乡经济统筹发展，实现城乡一体化，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用工制度，承认其产业工人地位，还其相应的经济权利，赋予其医保社保等社会福利及其他公共服务权利。